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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海子的时间仿佛被无形的手拨快了齿轮。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，行宫深处那座守卫森严的院落，成了整个帝国最神秘也最高效的枢纽。朱由校的“病”，一养便是悠悠十载。
十年间，南海子靖难营的校场上，勋贵子弟的哀嚎与汗水从未间断。英国公张维贤的嫡孙张世泽，从最初跑十里就吐的纨绔，到如今能披三十斤重甲持长槊冲锋陷阵；成国公朱纯臣那个以斗鸡走马闻名的幼子朱应桢，脸上稚气褪尽，眉骨上添了一道箭矢擦过的狰狞疤痕，眼神却如鹰隼般锐利；武定侯郭培民硬塞进来的庶子郭振明，更是因骑射、格斗、火器样样拔尖，被破格擢升为“靖难营”前锋营千总。十年酷烈如地狱般的捶打，当初被父辈硬着头皮送来的数百勋贵子弟，淘汰了近半，剩下的两万余人，早己脱胎换骨。他们肤色黝黑，筋肉虬结，眼神中没有了京师纨绔的浮华，只剩下被严苛训练和朱由校反复灌输的“重振祖辈荣光”信念所淬炼出的铁血与彪悍。这支完全由勋贵后代组成、装备着“天工院”最新式燧发枪与轻型“靖难炮”、操练着超越时代的步炮协同与线列战术的新军，如同一柄藏在南海子匣中的绝世利刃，只待出鞘饮血。
十年间，顾宪执掌的“西海商行”己将触角延伸至帝国每一个富庶的角落。玻璃镜照亮了江南豪商的厅堂，“南海烧春”醉倒了北地边关的将领，新式纺机织出的棉布温暖了千家万户。滚滚而来的白银洪流，一小部分支撑着“天工院”永不停歇的研发（燧发枪的击发成功率终于突破七成，颗粒化火药威力稳定倍增，甚至开始了原始蒸汽机原理的探索），更大的一部分，则通过错综复杂的海上和陆路秘密商道，化作粮食、铁料、硝石、硫磺、药材，源源不断输入辽东，成为支撑熊廷弼改革的血脉。毕自严在京师户部衙门焦头烂额筹措的“辽饷”，与“西海商行”这条暗线相比，竟显得杯水车薪。
十年间，大明的科举考场，为辽东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新鲜血液。天启二年，卢象升、倪元璐、黄道周金榜题名；天启五年，陈子龙、吴伟业崭露头角；天启八年，年轻的张煌言亦高中进士。这些名字，连同更早一些的文震孟、王应熊、张西知等，并未按惯例在翰林院清贵之地蹉跎岁月，而是在短暂的观政后，便被一道道看似寻常的任命文书，“流放”般地派往了苦寒的辽东。卢象升在锦州协助清丈田亩，推行保甲，手段刚硬，人送外号“卢阎王”；倪元璐在宁远督办军器局，将“天工院”的工艺标准一丝不苟地落实；陈子龙则奔走于辽西各堡之间，抚辑流民，编练乡勇，以文士之身行武将之事。他们在辽东的风沙与血火中迅速成长，成为熊廷弼推行新政、稳固地方的得力帮助。
十年间，两厂两卫的密报如同黑色的溪流，日夜不息地汇入南海子深处。魏忠贤和田尔耕成了皇帝最阴险的猎犬与清道夫。一份份记录着各地将领贪墨克饷、跋扈不法、结党营私的密档被归档；一批批被“引导”或“诱惑”而来的陕西、河南流民，以及在本地混不下去的地痞、囚徒，被押送队（往往有镇国军锐士混迹其中）驱赶着，穿越山海关，填充进辽东空旷的土地和急需人手的矿坑、工坊。辽东的人口，在战争阴云下竟呈现出畸形的增长。而朝中稍有异动、对南海子“养病”或辽东新政流露出不满的大臣，往往很快便会陷入各种“意外”的麻烦之中——或是陈年贪腐被突然揭发，或是家中子弟惹上命案，或是门生故吏被厂卫盯上…无声的警告，让叶向高、韩爌等内阁大佬都噤若寒蝉，对毕自严倾尽国帑输辽的举动，再不敢置喙半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