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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林卫东。1974年冬天，刚刚失去父亲，刚刚撕掉顶岗表，即将奔赴北大荒的林卫东。
脚下的路，是通往街道办开下乡证明的必经之路。灰扑扑的胡同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黄泥和碎砖的筋骨。路面上积着薄雪，被踩踏成肮脏的冰泥混合物，混着炉渣和煤灰。几片枯黄的梧桐叶被风卷着，在墙角打着旋儿，发出干涩的摩擦声。
这景象，熟悉又陌生。前世，这条路他走过无数次，带着被马前进骗走名额后的绝望和麻木。如今重走，每一步踏在冻硬的泥地上，都带着一种近乎踩碎命运的踏实感。
街道办那刷着绿漆的木门虚掩着，一股劣质烟叶、旧报纸和湿抹布混合的浑浊气味扑面而来。里面光线昏暗，两张掉漆的办公桌拼在一起，一个头发花白、戴着套袖的老办事员正伏在桌上，用一支蘸水笔费力地写着什么，笔尖划过粗糙的纸张，发出沙沙的噪音。角落里，一个蜂窝煤炉子半死不活地烧着，炉口上放着一个熏得漆黑的铝壶，壶嘴嘶嘶地冒着微弱的热气。
“同志，开下乡证明。”林卫东的声音不高，却异常清晰，打破了屋里的沉闷。
老办事员抬起头，扶了扶滑到鼻尖的老花镜，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门口这个穿着洗得发白棉袄、脸色平静得过分的年轻人。他见过太多哭哭啼啼、不情不愿来开证明的年轻人，也见过几个热血上头、高喊口号的。像眼前这样，平静得像只是来开一张普通介绍信的，倒是少见。
“哦？去哪？”老办事员慢悠悠地放下笔，拉开抽屉，摸索着找表格。
“北大荒。建设兵团。”林卫东吐出六个字，干脆利落。
老办事员的手顿了一下，从老花镜片上方又瞥了他一眼，眼神里多了点别的意味——是惊讶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。“北大荒啊…”他拖长了调子，似乎在掂量这个词的分量，“哪几个地方？兵团还是农场？有接收函吗？”
“兵团。XX师XX团。”林卫东准确地报出前世最终埋葬了他青春的那个番号，声音毫无波澜，“没有接收函。统一分配。”他知道规矩，没有关系门路的知青，去向都是听天由命。
“行吧。”老办事员不再多问，抽出一张印着红色抬头的油印表格，又从笔筒里拿出一支快秃了毛的蘸水笔，递过来，“自己填。姓名、年龄、家庭出身、政治面貌、去向意向…自愿响应号召那块儿，打钩。”
林卫东接过笔和表格，走到靠墙一张蒙着厚厚灰尘的长条凳上坐下。凳子冰冷坚硬。他伏在膝盖上，蘸了蘸墨水瓶里快干涸的墨汁，一笔一划，在粗糙发黄的纸张上写下自己的信息。字迹端正，力透纸背。
姓名：林卫东。
年龄：18。
家庭出身：工人（父亲林国栋，红星纺织厂工人，见义勇为牺牲）。
政治面貌：共青团员。
去向意向：北大荒建设兵团（服从分配）。
……自愿响应伟大领袖号召，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（打钩）。
当笔尖在那个小小的方框里落下，画上一个浓黑的钩时，林卫东的心湖平静无波。这钩，前世是屈辱的枷锁，是绝望的印章。今生，却是他主动选择的战场，是他撬动命运的第一根杠杆。
老办事员拿起填好的表格，眯着眼仔细看了半天，尤其是“见义勇为牺牲”那几个字，他看了好几遍。然后慢吞吞地从抽屉深处摸出一枚小小的圆形印章，在印泥盒里重重地按了按。
“啪！”
印章落下，盖在表格右下角。一个模糊不清的红色圆印，旁边是同样模糊的“XX街道革命委员会”字样。
“拿好了。”老办事员把证明推过来，又递过来一张薄薄的、印着几行铅字的纸片，“这是火车票补助凭证，去火车站领票。三天后，永定门火车站，上午八点集合。”
林卫东接过那两张轻飘飘却又重逾千钧的纸。油印的表格墨迹未干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油墨味。火车票凭证纸片粗糙，边缘带着毛刺。
“谢谢。”他点点头，将证明仔细折好，塞进棉袄内袋，紧贴着胸口。那里，似乎还残留着父亲遗像上冰冷的触感。
他转身，再次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绿漆木门。
寒风依旧凛冽，卷着细碎的雪粒扑打在脸上。他紧了紧旧棉袄的领口，目光投向胡同尽头灰蒙蒙的天空。
三天。
时间像被冻僵的河流，缓慢而滞涩地流淌着。
林家的低矮平房里，空气沉重得能拧出水来。周桂兰彻底病倒了，躺在里屋的炕上，额头滚烫，昏昏沉沉，嘴里不时发出含糊的呓语，叫着“国栋”，叫着“卫东”。林雪梅请了假在家照顾母亲，小小的身影忙进忙出，熬药、擦身、做饭，眼睛始终红肿着。那张顶岗表被她小心翼翼地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好，压在炕席最底下，像藏着一个滚烫的秘密，又像捧着一个随时会破碎的梦。她不敢看哥哥，每次目光相遇，都像受惊的小鹿般迅速躲开，眼底交织着愧疚、恐惧和一种无措的依赖。
林卫东成了家里唯一的支柱。他沉默地承担起一切。劈柴、挑水、拉回配给的蜂窝煤和冻得梆硬的白菜萝卜。他找来了厂卫生所的大夫给母亲看病，用父亲抚恤金里预支的、为数不多的钱买了最对症的退烧药。他笨拙地学着熬粥，把炉火控制得恰到好处，不让米粥糊掉。他甚至翻出家里唯一一个破了口的热水袋，灌上热水，仔细地用旧布包好，塞进母亲的被窝。
他的动作并不熟练，带着少年人的生涩，却异常沉稳，有条不紊。那份超出年龄的冷静和担当，像一块沉默的磐石，在无声中撑住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，也一点点驱散了林雪梅眼底最深的恐惧。
期间，马前进那张胖脸又出现过一次。他提着半斤皱巴巴的苹果，假惺惺地来“探望”周桂兰。眼神却滴溜溜地在屋里转，最后落在一首沉默地守在母亲炕边的林卫东身上。
“卫东啊，”马前进搓着手，脸上堆着刻意的关切，“你说你这孩子，怎么这么倔呢？北大荒那地方…唉！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！厂里那边，我去疏通疏通，顶岗表…”
“马主任，”林卫东头也没抬，正用温水浸湿毛巾，轻轻擦拭母亲滚烫的额头，声音平静无波，打断了他的话，“火车票，己经领了。后天一早走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终于抬起眼，目光平静地看向马前进，那眼神像两口深井，古井无波，却让马前进心里莫名地一突，“我妹妹雪梅，以后在厂里，还要请您多‘照应’。” “照应”两个字，他说得不轻不重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重量。
马前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像刷了一层劣质的浆糊。他看着林卫东那双眼睛，那里面没有少年人的愤怒，没有恳求，甚至没有怨恨，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平静。这平静比任何威胁都让他感到不安和一丝狼狈。他干笑了两声，含糊地应着“应该的，应该的”，放下苹果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走出门时，还差点被门槛绊了个趔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