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入书架
阁楼里闷热得像个蒸笼，窗外连一丝风都没有。银匠铺的敲打声终于停了，巷子里只剩下不知谁家空调外机的嗡鸣，单调地响着，衬得屋里更静。
桌上摊着我的硬皮笔记本，翻到空白的一页，钢笔吸满了墨水，可笔尖悬在那儿，半天落不下一个字。
老周那杯梅子酒的甜味还在舌尖转，可心口那块地方，却像被什么东西挖空了，又冷又涩。
我闭上眼，昆明这几个月的光景，像老电影一样在黑暗里放：段老头从旧书里抖落干叶子时浑浊又温和的眼睛，书店里尘埃在光柱里跳舞的样子；张阿婆晒乳扇时那股浓得化不开的奶膻味；还有老周酒馆里，那些沉默的酒瓶在昏黄光线下投下的影子，和他听我絮叨时，脸上那种看透世事又带着点纵容的笑。
这些人，这些事，像一块块温热的石头，一点点垫在我掉下去的那个坑里，让我以为，伤疤底下真的能长出新的肉来。
可是苏雯的名字，像根藏在最深处的刺，轻轻一碰，就疼得钻心。
我拉开抽屉，最底下压着一个硬硬的信封。抽出来，里面是几张照片。
指尖碰到最上面那张，是我们刚上大一时在图书馆门口拍的，两个人都傻乎乎的，穿着宽大的军训服，脸晒得通红，她踮着脚，下巴搁在我肩膀上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，头发丝被风吹得糊了我一脸。
那时候的空气，好像都带着图书馆油墨和新书的味道，还有…她身上淡淡的洗衣粉香气。
后面几张，是在冰封的松花江上，我们裹得像两个球，对着镜头哈出白气；是在地质宫的台阶上，她穿着租来的蹩脚汉服跳那支《惊鸿舞》，水袖甩开时，阳光正好打在她脸上。
照片一张张翻过去，指尖的温度好像也一点点褪尽了。毕业典礼那天的混乱和喧嚣又涌上来。她穿着宽大的学士袍，帽檐下的脸绷着，在人来人往的礼堂门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像冰锥子一样扎进耳朵里：“齐默，我们…算了吧。”
她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，“你太理想主义了…我们…不合适。”
理想主义？我那时只觉得荒谬又可笑。我们在一起西年，啃过食堂最便宜的馒头，挤过没暖气的考研自习室，分享过同一副耳机里跑调的歌，规划过无数个关于未来的、闪闪发光的梦，到头来，一句轻飘飘的“理想主义”就把一切都打发了？
我看着她紧抿的嘴唇，看着她微微颤抖的手指，看着她眼底那片极力掩饰的、浓得化不开的阴影，喉咙里堵得发慌。我知道，她没说真话。可那层厚厚的、我看不透的苦衷，像一堵墙，生生隔开了我们。
她不愿意说，我也就没有力气去撞了。所有的质问和不甘，最后都只化作一句哑在喉咙里的“好”。
眼泪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，自己都没察觉。一颗，砸在照片上她笑得灿烂的脸颊旁，晕开一小片模糊的水痕。紧接着，更多的，毫无预兆地涌出来，滚烫的，顺着鼻梁滑下去，落在摊开的笔记本上，把那片特意压平的、从书店旧书里捡到的干叶子，洇湿了一角。
我用手背狠狠抹了一把，却越抹越多。这几个月在昆明老街积累起来的那点平静和暖意，在这个闷热的夜里，被一种更深沉、更无力的钝痛轻易击穿了。我以为我好了，原来只是把伤口藏得更深了。
就在这种狼狈的、无声的泪流满面里，手机屏幕突兀地亮了。一条新的微信消息，来自那个沉寂了许久的名字苏雯。
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，骤然停止了跳动。我盯着那个名字，指尖发麻，过了好几秒才划开屏幕。
消息很短，只有两行：
“齐默，下个月十六号，我结婚。在上海。”
“你会来吗？”
没有多余的解释，没有寒暄，甚至没有一个表情符号。字字句句，像淬了冰的针。
时间仿佛凝固了。阁楼里的闷热，窗外的嗡鸣，脸上未干的泪痕，全都消失了。世界只剩下手机屏幕那点刺眼的光，和那两行字。
一股巨大的、冰冷的麻木感，从脚底板瞬间窜到头顶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和知觉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壳子，僵硬地坐在椅子上。
原来心死，不是剧烈的绞痛，而是这样一片死寂的、无边无际的荒芜。她终于彻底走远了，走向了另一种我完全陌生的、灯火通明的生活。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在寒夜里依偎取暖，一起做着理想主义美梦的女孩，终究是消失了。
屏幕的光暗了下去，又亮起。是她又发来一句：“？”
我盯着那个问号，像是隔着一个世纪那么远。指尖冰凉，在屏幕上悬停了很久，才缓慢地、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回复，每一个按键都像在敲击自己的骨头：
“恭喜。”
“我就不去了。”
“礼金转你。”
手指机械地点开转账，输入了一个吉利的数字。确认，支付。动作流畅，没有一丝犹豫。仿佛只是在处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务。
做完这一切，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，发出一声轻响。窗外，不知哪家的野猫发出一声悠长的、凄凉的叫声，划破了粘稠的夜。我抬手，用力抹去脸上最后一点湿意。指尖触碰到眼角，那里干涩紧绷。
她放过了我。
我也终于，要把那个停留在松花江畔、图书馆门口、毕业礼堂里的苏雯，彻底还给我自己了。
